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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年生活与艺术——杜平让对话录之一  
   
 

幼年生活与艺术——杜平让对话录之一     
作者:冯国伟

关于杜平让:

    杜平让,1966年生于甘肃宁县,艺名昴颉。1990年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美术系。1996年结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1998年结业于文化部首届重彩画高级研究班,2005年结业于何水法中国花鸟画高级研究班。现为文化部岩彩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内某机构签约画家。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重要展览并多次获奖,编入多种专集并多次发表于多种专业刊物。在全国美术院校、师范院校研究生、本专科生美术作品、论文评奖中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荣获第四届上海十大文化新人提名奖。作品被国内外多家机构和个人收藏。作品《沧桑祭》被国家收藏,作为国礼送给香港政府。参加“中国艺术大展-主题创作展”;“中国艺术大展-当代中国画展”; “世界华人书画展”; “第十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 “第四届当代工笔重彩画大展”; “第六届全国工笔画大展”;“中国艺术大展赴港作品展”; “首届中国重彩画大展”; “首届中国岩彩画大展”; “第六届全国水彩、粉画展”等等并获奖。在美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及国内多次举办个展及联展。
    出版个人专著《当代名家艺术观—杜平让-创作篇》、《今日艺术家—杜平让》。作品及简历编入《巨匠之门--中国当代核心画家专集》、《中国当代经典美术全集》、《中国当代美术全集》、《中国当代艺术经典名家》、《新世纪中国文化十年-艺术人物》等重要文献专著。

对话现场:

    2010年7月,正逢兰州贸易洽谈会召开之际,生于甘肃宁县如今定居上海的画家杜平让作为陇籍艺术家应邀回兰参加展览。在饭局与会友间隙,我们约定于7月19日在兰州西北宾馆将军楼412房间见面。
    我与杜平让有过多次不见面的交谈,或在博客文章后,或在QQ上,感觉彼此已经很熟悉了。但文字的交流毕竟不如面对面的交流来得亲切和自然。我们都期盼着这次相约已久的见面。
    下午六点,第一次的风面的我们第一个动作是握手,第一个表情是微笑。正逢吃饭时间,我们在西北宾馆门口的岐山臊子面馆点了“一口香”,一人8小碗的吃法让爱吃面的杜平让直呼过瘾。饭后,在宾馆喝着杜平让沏的香茗,欣赏着他的作品集,我们的谈话进行了五个多小时。
    因为练过舞蹈,杜平让的肢体语言非常丰富。很遗憾当时没带相机,不过不受干扰的谈话进行得非常顺利。
    入境处,茶已冷,夜已深。


对话理由:

     出生于甘肃宁县的杜平让从贫瘠的土地上顽强生长,成为画家。这种生活的际遇与他选择的花鸟画有某种暗合。在画面中,那些植物总是最大可能地舒展着它们的枝叶,为自己拓展着最大的空间。这种暗合使他的花鸟画总有一种茁壮的生命力,不拘一格而意态生动。这种生命的张力在第一次审视中就打动了我。
    而在随后的多次关注中,我看到了杜平让花鸟的丰富性和独特处。这种丰富性体现在他涉猎广泛,画人物、花鸟,涉及工笔、写意,用丙烯也用矿物色。他的独特处在于虽然四面出击,却没有刻意让自己的艺术杂融。如同一棵大树,它的主要枝干四处延展,但它的分枝会郁郁葱葱地交织起来。让我更感兴趣的是杜平让花鸟表现出的一种审美趣向。他抛开了传统的花鸟模式,甚至坚决地把鸟从画面中去除,从而单纯地以植物来表现他对自然界万物生长和自然和谐的理解和关照。这是一种脱离主脉、走向边界的尝试,正是这种远离中心的选择,使他的花鸟画呈现出了当代的视野和思考。
    关注杜平让,我在意于他的生活状态以及由此生长出的艺术空间。本次对话即是在此方向下进行的。谈话共分六部分,涉及他的生活、艺术欣赏、艺术教育、艺术实践、作品解读、个人爱好等诸方面。

第一部分:当时的条件真苦,吃的馒头都长毛,开水泡泡冲冲就吃。


    冯国伟:我查了一下你的资料,发现关于你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状态介绍的非常少。是有意识回避这一段历史吗?我个人认为一个画家的幼年生活可能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到他成年后的创作。
    杜平让:也不是,没有人问过我这些。
    冯国伟:我知道你出生在甘肃宁县。你的家庭是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杜平让:我们那个地方位于宁县和西峰的一个路口,村子全姓杜。小时候,别人看我们家人不像农村人。我们家整体状态在那个村子里显得很不一样。我爸爸是个复员军人,在供销社当主任,而且很有魄力,经常被派着去管理那些滥摊子的供销社。我妈妈是小学教师,是宁县二中高材生,在校时是学生会主席,她是没机会上大学。
    冯国伟:这一点很有意思。我发现很多艺术家的父母身上都有种与众不同的气质,这一点跟环境无关。
    杜平让:还有一点比较特殊,我们家缺劳力。爸爸在外工作,妈妈是个病身子,还被经常批斗。当时没包产到户,要挣工分。我是老大,十二三岁就开始挣工分,一天给我算0.3个工分。那时个子小,一边上学一边干活,当时累得在马路边一躺就睡着,甚至边干活边睡觉。我很少去回忆,这种东西潜意识存在。
    冯国伟:这种潜意识其实是无法回避的,其实不经意间就可能会出现在你的作品中,尽管你可能会有意不去回忆。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你又是如何与艺术产生联系的?
    杜平让:我是边上学边挣工分。我小的时候就喜欢文艺。天生爱好。那时学样板戏,学快板。当时有兰州的知识青年下乡,对他们就特别亲近。他们就教我舞蹈,一直上了初中,我都喜欢舞蹈。我文化课一直很好,当时老师对我抱了很大期望。我们当时初中最好的学生都考宁县师范。后来我就考上了宁县师范。在师范我就学音乐、学舞蹈。当时年纪小,声音都没变过来,还属于童声,唱歌都跟女生在一起。
    冯国伟:听你讲起来觉得很有意思,童年的经历就是这样,越艰苦回忆起来越有感受。不过,你这么喜欢音乐,怎么又走上了画家的道路?
    杜平让:也很偶然,当年我一个老师给我画了一张头像。我一看,哎呀,喜欢,就说,能不能跟你学画画呀。当时师范老师都觉得我文化课好,不让我学,而且都监督我。我就偷着学。到了二年级,老师说你音乐和美术上只能选一个。我当时想,学音乐太晚了,就学美术吧。我当时画画就学的写生,从学画到考大学,我把周围的人画完了,跟老师到农村,别人说我画得比老师像。主要老师是大学毕业的,好多东西都成熟了,他追求立体感。而我画得是平面的。不过我捕捉能力好。
    冯国伟:你别说,这种经历是现在学美术的人可遇不可求的。
    杜平让:宁县师范在半山腰,一出门就是农田,我们经常在田埂里玩。跟现在不一样。好像我们就处在大自然中间。
    冯国伟:也许你最终选择花鸟画跟这个有些联系。师范毕业一般都是去当小学老师吧。
    杜平让:我们那年师范毕业,机遇很好。当时要求加强美术教育。别的同学全分到乡下小学,我们几个学美术的都分到了县上中学。我分到宁县和盛中学。我上班的时候只有18岁。我弟妹都是我学生,我还要照顾他们。我当时挣不到四十块钱。我上中学也在这个学校。这里的老师都教过我。当时上初中的时候条件真苦,吃的馒头都长毛,开水泡泡冲冲就吃。
    冯国伟:这种苦不是当事人是无法体验的。
    杜平让:我现在都不愿去想。
    冯国伟:我知道你后来从宁县师范毕业,考到了西北师大美术系。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跨越。
    杜平让:从宁县师范毕业,分配到宁县和盛中学任教,带15个班美术课,还带了个四、五十人的兴趣小组。我很有热情地教他们。但是我还想考大学,因为我没上过高中,还要自学,主要是学外语。后来一个人到兰州报高考培训班。很幸运地碰到西北师大美术系教解剖的李骥老师。他看我一个小孩子,便介绍我到于衍堂老师那里学。于老师对我很鼓励,一个假期,我进步非常快。当时我是在职老师,只能先考大专再考本科。所以我只能辞职,参加社会高考。当时规定我们只能考省属师范院校,所以只能考师大。那年高考,我就顺利考上了,我文化课非常好。

(个人随感:生于六十年代农村的孩子大体都会有杜平让的感受,生存的压力很小的时候就压在了他们稚嫩的肩上。幼年的苦是艺术的甜,从成长的角度讲,这并不见的是坏事,它至少给艺术家提供了一个丰富而深刻的人生积淀作为背景。同时,乡村的广阔天地和不受成人约束的玩耍空间可能反而会成全一个有着艺术敏感力孩子的想象。因此,我认为,一个艺术家的幼年生活状态应该是解读他艺术创作的一个原点,只是我们今天的艺术家很少会谈及这一点或者是没有机会谈到这些,不免是个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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